法屬波利尼西亞（以下簡稱法波地區）位于太平洋東南部，由社會群島、土阿莫土群島、馬克薩斯群島等118個島嶼組成，其中社會群島的塔希提島（華人稱之為大溪地）最大。從地緣政治傳統來看，法波地區與中國相去甚遠，自古不是我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對象，而且也不是近代史上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移民規模小，人數有限。然而，法波地區卻是大洋洲諸島中最早接受中國移民和中國人移居最多的地區之一。雖然在1943年它被納入法國的殖民版圖，但是當地的華僑憑借勤勞和勇敢，從落地生根到逐步實現多元發展，構建了穩定的華人社區。如今法波地區現有居民27萬多人當中，華人占10%左右，華人經濟更是占據當地經濟的85%以上。可以說，法波地區華僑華人的故事是一部充滿掙扎、努力和成就的歷史。隨著中國大周邊外交中大洋洲地位的持續提升，法波地區的華僑華人與祖籍國的聯系越發緊密。但是，受法波地區為法國海外屬地的影響，國內學界對太平洋諸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獨立島國，對于法波地區的研究成果不僅數量極少，論題也主要以政治體系、經濟投資、戰略地位等領域為主。而對于華僑華人的研究成果只有劉玲玲的《試析大溪地華人的融合之路》、陳菊茹的《華人社團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和巴秋曦的《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三篇碩士論文，均為法語撰寫。這些研究對法波地區華人社會的情況有所介紹，但未就華人社會在法波地區的形成歷史、發展演變及其現狀進行分析。有鑒于此，筆者擬以文獻調查和訪談資料為依據，闡述法波地區華人社會的歷史變遷與發展，以期豐富對南太平洋地區的研究。

一、華人移居法屬波利尼西亞的歷史

19世紀中葉，大批中國人作為契約勞工前往東南亞、澳大利亞、美國等地謀生。法波地區的華人移居史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但是，可以確信，在此之前已有華人抵達法波地區。文獻資料顯示，1800年，一名山東年輕男子跟隨俄羅斯船只在波利尼西亞群島的環礁之一阿納（Anaa）停留，最終與一位當地婦女同居，并生了孩子。1851年，來自菲律賓馬尼拉的中國客家人阿辛（Ah Sin）來到塔希提島。之后的1856年，一群新加坡人和中國人從澳大利亞乘船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途經塔希提島時留了下來，這部分人很多是礦工。

（一）第一波移民潮

一般認為，法波地區的第一批華人移民是阿蒂莫諾（Atimaono）種植園在1865—1866年招募的中國勞工。英國企業家威廉·斯圖爾特（William Stewart）經營的“塔希提棉花和咖啡墾殖公司”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從中國招募了一批勞工，促使了第一批華人移民的出現。1864年3月30日，當時法國駐太平洋機構（EFO）授權威廉·斯圖爾特將1000名中國人帶到塔希提從事農業生產。這批中國勞工在1865—1866年分乘三艘船抵達塔希提島，共1010人。他們在阿蒂莫諾種植園辛勤勞作，每天工作12—15個小時。按照當時的官方報告，華工在種植園吃住無憂，還配有醫護人員，但實際上種植園的工作節奏非常快，整個種植園彌漫著不良的氣氛，幫派林立，爭斗不斷。1869年，一個名叫詹素功（Chim soo kung）的中國人為了救他的同胞而被送上了斷頭臺。事實上，他并不是唯一一個死在塔希提的中國人，當時的華工死亡率在不斷上升。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報紙還以“可怕的殘酷——南太平洋上的法國奴隸制”為題報道了塔希提的阿蒂莫諾棉花種植園。

種植園最初非常成功，但是隨著世界市場棉花價格的下跌和對美國棉花出口的減少，導致阿蒂莫諾種植園于1873年宣告破產。當時的殖民機構決定遣返這批華工，大部分華工回到了中國，但還有大約500名華工決定留下，其中有些人去了馬克薩斯（Marquises）群島、甘比爾（Gambier）群島等其他島嶼碰運氣。在隨后的幾年，因為當地對華人的歧視政策和稅收的增加，又有一些華工返回祖國，至1902年，法波地區正式登記的華人減至412人，其中365人在塔希提島，43人在馬克薩斯群島。這批華工幾乎都是年輕男子，所以留下來的人在沒有中國伴侶的情況下，與當地的波利尼西亞婦女一起生活。不過法波地區目前的華人社區并非直接源自這批移民的后裔。

（二）第二波移民潮

第二批華人移民潮開始于20世紀初期。1904—1914年，華人移民數量達到2257名，其中包含216名女性。她們有些是與家人一起去的，有些則是去投奔丈夫或未婚夫的。中國女性的到達標志著純粹的華人社區在法波地區的誕生。中國移民家庭開始在這里定居，從事零售貿易、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活動。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殖民當局對亞洲移民的立法越來越嚴格，減緩了華人移民的到來。因此，在1915—1920年，華人移民數量很少。但是從1920年之后，法波地區又掀起了新一輪的華人移民潮，特別是1924年，香港與大溪地之間的海上直航開通，為華人移民法波地區提供了便利。已經在法波地區定居的華人通過預付旅費的方式，即從工資中扣除路費，吸引國內的家鄉人到法波地區為他們工作。這種招募方式從近親開始，然后擴展到同村或鄰村的同姓遠親。因此，姓氏聯系在華人定居波利尼西亞群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法國殖民政府也鼓勵華人這種招募方式，在1920年頒布了一項擔保制度，允許塔希提的華人為未來的新移民存入擔保金。因此，1921—1928年，華人移民數量達到2152人，其中400名是女性。通過這兩次移民潮，1928年，法波地區的華人人口數量增至4000多人。他們大部分居住在塔希提島，而且是由法國殖民政府認可的華人社團登記在冊，這促進了華人社區的進一步壯大。

1929年以后，法國政府規定所有移居的華人必須提供4500法郎的保證金才能進入殖民地地區，同時要求提供護照、健康證明和無犯罪記錄等越來越多的入境文件，導致華人移民從1930年的23人下降至1940年的5人，速度明顯放緩。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海上交通受阻，加上二戰結束后，契約華工制度被徹底廢止，大規模華人移民也就停止了。因此，1941—1948年，法波地區沒有一個來自中國的移民登記在冊。雖然來自中國的移民中斷，但華人家庭新成員的誕生彌補了人口下降趨勢。盡管當時還出現了排華運動，但華人社區還是在法波地區特別是在塔希提島站穩了腳跟。

二、法屬波利尼西亞華人的社會經濟狀況

塔希提島的華人移民主要是客家人和廣東人，來自廣東的龍崗、惠陽、東莞，還有南海、增城、四邑、番禺等地，華人之間使用的語言有客家話和粵語，客家話在華人社區占主導地位。第一批華人移民的身份多是勞工，他們的目標是逃離當時苦難深重的祖國，改變生活條件，賺取錢財榮歸故里。但是隨著阿蒂莫諾種植園的破產，這批華人移民的夢想也隨之破滅。1873—1878年，選擇留在塔希提島的華人勞工當起了店主、屠夫、餐館老板、裁縫、木匠和鐵匠。搬到其他島嶼的華人也選擇了不同的謀生渠道。拉伊阿提亞（Raiatea）島上的華人開始種植香草，土阿莫土（Tuamotu）島上的華人制作椰干，并與當地人進行商品交易。通過這些小生意，華人很快進入了零售行業。張·弗漢瑟斯（Cheung Francis）在其著作《1919-1945年塔希提及其島嶼》（Tahiti et ses iles 1919-1945）中提供了第一批華人移民的職業比例，其中35%自稱是農民，15%是店主和雇員，15%為日工，2%為工匠，還有32%為其他行業。

第二波華人移民主要是商人冒險家和當地華商招募的工人，而目前法波地區的華人社區主要由第二波移民的后代組成。與第一波移民相比，這批移民的職業目標明確。經過長期艱苦的奮斗，華人移民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提高。

（一）農業

農業是華人在法波地區的第一份職業。華人最初擁有極少的耕地，而且這些土地并不平坦。于是，他們開始在塔希提島的阿魯埃（Arue）、法阿（Faaa）和普納奧亞（Punaauia）等一些人跡罕至的“谷地”進行開荒。1932年，《晨報》記者費雷（G.Feree）曾報道，有3名中國人歷時13年，在一個山谷底部開墾了600多公頃土地，種植了花生、玉米和木薯等農作物。華人通過這種方式幾乎壟斷了沼澤地的種植，他們還培育和引進新品種，中國的卷心菜、苦瓜、土豆和豆芽開始出現在當地人的餐桌上。

（二）餐飲業

餐飲業是華人進軍商業領域的主要渠道之一。因為缺少資金，華人最初就在路邊用空箱子和木板搭建小棚子，開始烤面包、制作小蛋糕等食物，以非常實惠的價格出售，而且還發明了一種油炸的甜甜圈（firifiri pastry），深受當地人的喜愛。隨著資金的積累，華人開始利用賺來的錢開面包店和中餐館。1920年，塔希提島開業的6家餐館中有5家是華人經營的。他們利用當地的食材改良中國菜譜，制作炒面（Chaomian）和中國生魚（le poisson cruàla chinoise）等特色菜肴。這些菜肴都比法國菜便宜很多，吸引了很多顧客。時至今日，中餐館仍是許多波利尼西亞人和法國人時常光顧的地方。

（三）商業

華人涉足商業領域開始于小商品貿易，向當地人銷售大米、糖、鹽或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特別是在偏僻的小島。他們采用靈活的賒銷方式，允許波利尼西亞人使用椰子、香草和珍珠母等本地特產來抵賬。通過這種貿易方式，華人不僅擁有穩定的客源，有助于擴大店鋪規模，同時還可以不擁有土地或果樹就能獲得熱帶產品。之后，華人開始參與熱帶產品的生產與貿易。他們開采香草，代替波利尼西亞人接手了香草的制作工作，香草的出口貿易很快成為華人社區的主要經濟活動。從20世紀30年代起，華人獲得了在各島嶼之間運輸貨物的主導權，珍珠母貿易也隨之開始涉獵。椰干是塔希提的重要出口產品，華人也毫不猶豫加入到椰干的加工與收購之列，但是由于華人不擁有大型椰子種植園，所以在這個領域的參與度相對較低。

華人在商業上的成功引發殖民當局的嫉妒和不滿，他們開始采取各種措施進行阻止。1889年的《塔希提信使報》斷言：“中國人是無法同化的，因此不應該考慮讓他們在這里居住。”1892年，法國政府宣布對已在法波地區居住的華人每年征收200~300法郎的人頭稅或居留權稅。雖然次年被終止，但是隨后的幾年被反復提起。1900年，暫居此地的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在帕皮提市政廳會議上提出要阻止中國人“入侵”，煽動了第一次排華運動。1902年和1903年，殖民機構又重新啟動向亞洲人征稅的計劃。一些極端排華勢力甚至建議，“所有歐洲殖民者要承諾永遠不雇傭中國人，永遠不向他們出售或出租任何東西。”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了第二次排華運動。1923年，居留稅正式啟動，要求居住在法波地區的華人新移民必須繳納500法郎的居留稅，已定居的華人每年必須繳納25法郎居留延期費。在商業方面，殖民當局在1936年頒布法令，要求商業賬目只能使用法語記賬，違者將被處以罰款和6天至6個月的監禁。1938年再次頒布法令，將華商的商品售價納入稅收范圍。面對殖民當局的苛刻措施，華人不畏困難，憑借自己的商業頭腦、華人間的互助團結和堅持不懈的精神，最終成為當地經濟的支柱。

20世紀60年代，法國在法波地區建立核試驗場，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接著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系，鼓勵法波地區華人社團的發展，然后在1964年簡化了入籍程序，并規定從1973年起，凡是在法波地區出生的人都可以獲得法國國籍，超過半數的華人受益于這一措施。這時，許多華人及時抓住發展機遇，成長為企業家，在法波地區經濟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如今，這些企業家遍布農業、制造業、進出口貿易和服務業等各個經濟領域。他們經營種植園和珍珠養殖農場等；投資小型工業，生產肥皂、椰子油和果汁飲料；涉足交通運輸、酒店管理和餐飲等服務行業；經營進出口貿易，向國外出口香草、椰子干、黑珍珠、熱帶水果和魚類，進口服裝、電子設備、汽車和工業機械等。在塔希提島，小型商業主要掌握在華人手中，當地帕皮提市場中的蔬菜攤、肉鋪和面包店都是由華人經營。一些華人家族建立了商業帝國，他們的后裔更是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掌握最新的營銷和管理技術，將家族企業改造成更具現代化、更富有發展前景的大型企業。當地有名的陳福（Chin Foo）家族從制作面包開始，后來涉足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業，破產后繼續創業，在椰子油領域再獲成功。肖世勇（Xiao Shiyong）創辦的新同興（Xin Tung Hing）公司從專營進出口業務逐步向多元化發展，成為汽車和汽油代理商，此外還涉足保險等行業。還有被稱為“黑珍珠大王”的華人企業家羅伯特·溫（Robert Wan）。1996年，法波地區出口的珍珠中有一半以上來自他在土阿莫土島和甘比爾島的珍珠養殖場。2011年，羅伯特·溫的集團公司在上海開設塔希提珍珠專賣店，之后與中國珠寶業龍頭企業周大福集團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如今，華人已經很好地融入了波利尼西亞社會。第二代、第三代以及第四代華人不再僅僅是通過創辦企業來發家致富，他們開始躋身白領階層，成為律師、醫生、IT專家、高級管理人員或任職政府部門。幾乎每個領域都有華人的身影，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日益提升。

三、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華人社團

華人在當地社會經濟活動的成功得益于華人社區的互助互幫，而華人社團功不可沒。法波地區的華人社團始于1870年互助保障協會（Sociétéde Secours Mutuels，簡稱互助會）的成立。早期抵達塔希提島的華人可能都參與了互助會的創建。1876年，互助會用木材搭建了供奉關帝的寺廟，也就是今天塔希提島關帝廟的所在地。寺廟內設有放置供品的主祭壇，外面是一個露天庭院，經常舉辦各類中國文化活動。1911年，7名互助會創始成員組建了信義堂（Si Ni Tong），1995年獲得法律認可，成立“信義堂”協會，之后逐漸發展成為目前的華人社團聯合會。下設十個社團，分別是中華會館、故銘堂、國民黨二支部、國民黨三支部、七村會、洪門致公堂、婦女協會、菲西格瑪（Phisigma）協會、思源會和文化協會。每個社團派遣八名代表參加信義堂大會，選舉產生董事會，負責任命管理小組。董事會主席采取輪換機制，由十個社團負責人輪流擔任，任期一年。自成立以來，信義堂一直主張以“信義”為先，“信”代表誠實和信任，“義”意為正直。在成立初期，成員們以兄弟相稱，會員入堂必須履行儀式，但是，現在的信義堂章程規定，居住在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華人皆可加入，成為自然會員，其宗旨是團結當地華人，謀取社會福利，興辦慈善事業。他們創辦老人院，經營關帝廟和華人公墓，并通過舉辦農歷新年的慶祝活動等各種形式保持中國文化的活力。

（一）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Association Philanthropique Chinoise）創立于在1912年，最初只有一間辦公室，屬于非正式性質，目的是幫助從中國來的新移民。1921年，法屬大洋洲中華會館正式成立，會館是一棟兩層大樓，主樓正面貼著對聯，上書“服務同群，宣揚文教”。其宗旨是聯絡僑胞感情，服務僑眾，弘揚中國文化，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華會館成為塔希提最大的會館。從1971年開始，中華會館經常組團到中國旅游觀光，并負責接待訪問法波地區的中國代表團。1987年，會員達到600多名，會館主席一般由當地具有影響力的華商擔任，新同興公司的創始人肖世勇擔任會館主席職務長達21年。

（二）故銘堂

故銘堂的前身是1918年成立的塔希提華人民族主義聯盟（Union Nationaliste Chinoise de Tahiti），首任主席是陳龍敦（Chan Long Thun），1921年8月正式成立，稱為國民黨協會（la SociétéKuo Min Tang）。次年，協會的一個分支宣布獨立，也就是現在的國民黨三支部，沿用“國民黨”的稱呼。這個社團的活動主要是在法波地區的賴阿特阿島（若伊雅提島、Raiatea），他們開辦中文學校，傳播中國文化，目的是為了促進當地人更好地了解華人社區及其文化傳統，增進相互理解。1939年，國民黨協會內部因個人利益又產生了分歧，分別成立國民黨一支部和二支部。國民黨一支部在1942年成立塔希提中國自由之友協會（l’Association Amicale de la Chine Libre），一般稱之為故銘堂（Koo Men Tang）。目前協會的宗旨是保護創始人留下的遺產，通過語言教學和文化活動促進中國文化的傳播，維護祖先的傳統、習俗以及道德價值觀，參與建設和諧的波利尼西亞社會。國民黨二支部保持“國民黨”的稱呼，在1945年建立了總部，并于1947年開辦了中文學校。目前該社團的宗旨是發展和促進中文教學，特別是法波地區的漢語教學，從事慈善活動，加強華人社區的團結以及和其他社區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時保持與世界其他華人社區的聯系。

（三）洪門致公堂

洪門致公堂（Chee Kong Tong）也是當地影響力較大的華人社團。它成立于1937年，宗旨是發展人道主義原則，互助和合作，追求正義、仁慈和團結的理想。它的格言定義為“慷慨”、“良知”和“工作”。這個社團于1971年得到當地政府承認并正式注冊，匯集了來自華人社區的各界人士。1994年加入信義堂，幫助信義堂成立社團聯合會，建造老人院，捐助鰥寡孤獨和從事國際公益事業，而且與澳大利亞、中國等多地的致公堂素有往來，于1994年主辦了中國共濟會國際會議，并接待來訪的中國代表團。

（四）其他華人社團

菲西格瑪（Phisigma）協會成立于1973年，其創始人是在美國接受教育后返回法波地區的年輕學生。目前擁有250名會員，致力于推進中國傳統文化以及為弱勢社會群體提供援助，經常組織徒步旅行、島嶼環游等活動，帶有體育協會的性質，充滿活力。文化協會（Association Culturelle WEN FA）于1976年由一群華裔波利尼西亞學生成立，次年在當地主辦了第一次中國新年慶祝活動，經常組織講座，讓會員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文明和文化，還與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建立聯系。婦女協會（Te Vahine Porinetia）于1977年成立，旨在將華人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逐步融入社會。該協會建立了老年婦女收容所，為困難女性提供幫助，還積極弘揚中華文化，經常制作中國傳統美食。七村會（Groupe Des 7 Villages）的成員代表了第一批從中國廣東省的中山、南海等7個地方來到法波地區的華人。該社團于1993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將來自上述7個地方的首批華人的后代聚集在一起，通過各種社會活動，恢復和加強其成員之間的聯系和團結，弘揚和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思源會（Si Yuan Hui）成立于1994年，由1911年信義堂的7位創始人的后代成立，宗旨是保持初心，誠實經營，公正和慷慨地將祖輩留下的遺產都用于華人社區的慈善事業，積極弘揚中國文化。

這些華人社團實現了團結和聯合，在信義堂的組織框架下致力于鼓勵和支持華人社區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積極謀求華人的社會平等權益，推進中華文化的地域認同，加強與世界其他華人社區的聯系。

四、法屬波利尼西亞的華文教育

法波地區的華文教育與華人社團的發展密切相關。面對華裔兒童人數的不斷增加，而當地學校卻只開設法語課程的狀況，華人決定創建自己的學校。第一所中文學校可以追溯到1919年，是中華會館在正式成立前創辦的，開設有多個班級。1922年，中華會館將中文學校遷至今天的總部所在地。同年，國民黨協會也創辦了中文學校，稱為三民主義學校（l’école Sam Min）。之后，國民黨協會分裂成三個支部，也分別開辦了中文學校。這些學校同時教授中文和法語，但最初學習的是客家話。中文學校的開設，讓出生在法波地區的華裔有機會學習中文，在華人占主導地位的商業領域，客家話被用作工作語言。中文學校在20世紀40年代達到了發展的頂峰。但是隨著當地殖民政府要求學校增加法語學習時間，以及對中文學校的進一步限制，中文學校的入學率逐漸下降，很多華裔學生開始轉到天主教會學校學習。而且這時候的中文學校開始教授普通話，由于缺少說普通話的家庭環境，年輕人很快就因為學習困難而放棄了中文學習。加上中文學校無法提供學習證書，使得關心孩子未來的家長不得不求助于法國學校。學生人數減少，加上師資力量補給不足，當地教育部門建議華人社團創辦的中文學校進行合并，但是最終未能達成統一意見。至1964年入籍問題解決后，這些中文學校被迫永久關閉。

中文學校雖然關閉了，但是法波地區的中文教育并沒有停止。目前的中文教育主要由本土中學開設的中文選修課、華人社團開設的中文培訓班，以及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三部分組成。

（一）本土中學開設的中文選修課

中文教育是法國外語教學的一部分，中文被列入學校的第二外語或者第三外語選修課程。法波地區第一所開設普通話選修課程的法國學校（Lycée Gauguin）出現在1983年，最初只有4位學生和1名中文教師蘇秀明（Lucie GUILLOUX）。據統計，法波地區現有13所中學（公立中學7所，私立中學6所）開設了中文選修課程，其中有3所學校是初中部和高中部均開設了中文選修課程。此外，還有1所塔希提國際學校也開設了中文課程。這些學校的中文課程由12名教師承擔，其中本土教師8名，非本土教師4名，主要是當地的中國人。法國的教育制度規定，學生每學年都必須選修外語課程，但是據法國駐法波分學區署統計，法波漢語學生人數已連續十年下降。

（二）華人社團開設的中文培訓班

中華會館和故銘堂等華人社團一直是當地中文培訓的主要機構。中華會館在關閉中文學校之后，一直開設有面向成人和兒童的普通話課程，并提供中文翻譯服務。此外，還有中國書法班、麻將和象棋入門班、太極拳學習班等文化課堂。并且每年7月組織學員前往中國體驗語言游學。但是由于疫情原因，目前中華會館的普通話課程班已經關閉。私人開辦的中文教育班也只剩下零星的一兩個，而且學生人數非常少。目前，只有故銘堂開設的中文培訓班還維持在二三十人的水平，分為兒童普通話課程和普通話階段課程，主要生源來自在學校選修過中文課程的初、高中生。除了中文課程，故銘堂也開設了中國舞蹈班、乒乓球和太極拳等中國文化學習班。此外，致公堂等華人社團也經常舉辦普通話比賽，促進漢語在當地的推廣。中法中學交流協會（Association Hei Taina）還與浙江溫嶺中學、上海長寧區建立了學生交流項目。

（三）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

2013年，法波地區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孔子學院——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孔子學院正式成立，給當地的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力量。這所孔子學院是由外交學院與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合作創辦，承擔了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應用外語專業（LEA）的中文課程、全校的中文選修課以及面向社會人員的中文班。社會班學生多為當地華人，不乏有當地華人社團的負責人。比如，中華會館現任主席瑪麗塔（Marita）女士自孔子學院社會班開辦以來一直都是學員，堅持不懈地學習中文。中文教學之外，孔院還承擔了中國文化推廣的工作，舉辦各類文化活動，啟動來華留學生項目，積極參加和支援當地華人社團和中學組織的中國文化活動。孔子學院還與法屬波利尼西亞大學合作舉辦高水平的國際研討會，邀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和交流。這些文化活動的舉辦起到了傳聲筒的作用，有助于進一步推進法波地區的中文教育發展。2024年，法波的安娜-瑪麗·賈沃伊初中（collège Anne-Marie JAVOUHEY）和中國的成都外國語學校正式簽訂友好合作備忘錄。但是，由于該地區人口基數少，又是法國海外領地，法語在當地作為一種強勢語言擠壓了多元化語言空間的發展。再加上近年來疫情的影響，法波地區當前的國際中文教育也面臨著學生人數不多、本土教師不足、高水平中文學習者缺乏等諸多問題。中文教育事業任重道遠。

五、與中國的聯系以及當地的政治參與

改革開放前，法波地區華人與中國的聯系主要依托其桑梓情懷與民族認同，呈現出跨越地理阻隔的情感紐帶與政治互動。改革開放后，中法波三地的交往進入新階段，經濟合作與政治對話逐漸成為主線。華人政治參與從殖民時期的邊緣化走向本土化，為融入法波社會奠定基礎。

（一）改革開放前與中國的聯系

第一批華人移民自踏上塔希提島起，就一直在尋求與祖國的聯系，甚至投身中國革命。對于這批移民來說，沒有意識形態，只有愛國主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當地一些華人成為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他們創建了國民黨協會，與大洋洲、中國的國民黨領導人保持聯系，定期向他們捐款，甚至還有華人返回中國投身革命運動。因此，從辛亥革命前后至20世紀中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逐漸滲透到塔希提的華人社區。國民黨的一些協會也在當地長期存在，為中華民國派駐帕皮提領事提供了便利條件。1943年，法國戴高樂將軍同意中華民國政府向塔希提派遣領事，1945年，重慶政府任命姚廷晨為中國駐帕皮提總領事，在當地建造了中華民國領事館。領事館的設立讓塔希提的華人獲得了官方護照，可以自由離開法波地區。1965年，國民黨的“領事館”正式關閉。至2007年，法波地區一直沒有中國的領事館。但是，法波地區華人與中國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從未停止。1973年，中國駐法大使首次訪問法波地區，會見了華人代表，并邀請他們訪問自己的祖國。

（二）改革開放后與中國聯系的加強

改革開放后，不斷有華人回到祖籍國捐資助學，積極為祖國發展貢獻力量。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和法波地區之間的訪問成倍增加。2001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前往智利途中訪問法波地區，會見了當地政府官員和華人社區代表，極大鼓舞了當地華人。時任中華會館主席丘子亮（Lon Giau）在當地報紙上發表文章表達了華人社區對江澤民主席到訪的喜悅之情。次年，法波地區總統加斯通·弗洛斯（Gaston Flosse）訪華，華商代表羅伯特·溫等隨同前往，受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接待。2003年，應弗洛斯總統邀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派出訪問代表團前往塔希提島。2006年，中國政府代表出席了在帕皮提舉辦的第16屆南太平洋旅游組織部長理事會議。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帕皮提領事館落成，開啟了中國與法波地區友好交流的新紀元。2009年，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席賈慶林對法波地區進行正式訪問。2011年，習近平在塔希提訪問期間會見了當地政府官員，并和華人代表進行了親切交流。2016年，中國駐法大使翟雋前往法波地區訪問，與羅伯特·溫、劉子健等華人企業家，以及華人社團代表進行了會談。而且，中國駐帕皮提的領館一直與當地華人企業家、華人社團保持著密切聯系。通過這些接觸和交流，一方面促成了中國企業與法波地區華人企業之間的商業合作，另一方面加深了法波華人社區與中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友誼。

（三）參與當地政治生活

華人在法波地區的政治參與時間并不長。在殖民政府時期，華人被排除在波利尼西亞社會之外，不被允許加入法國國籍。1964年1月27日，中國和法國宣布重新建立外交關系，不久法國政府頒布新法令，允許中國公民申請獲得法國國籍。但是，最初還只有少數華人獲批法國國籍。之后的1973年是真正的轉折點。根據當年1月9日政府頒布的法律，幾乎所有在法波地區的華人都獲得了法國公民身份。

華人在加入法國國籍后才能享有投票權，參與當地的政治生活。1968年，顏浩萬（Yen Howan）當選為帕皮提市議員，成為第一位參與法波地區政治生活的華人，打開了當地華人參政的大門。隨后，米歇爾·勞（Michel Law）當選為法波地區議員，成為了第一位進入地區級議會的華人。隨著華人選民政治參與度的提高，法波地區議會的兩名華人議員——米歇爾·勞和阿瑟·鐘（Arthur Chung）計劃創建華人政黨，讓華人社區在塔希提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政治觀念不同，最后兩人沒有實現合作。1976年11月，米歇爾·勞創立了以華人為主的政黨——自由黨聯盟（Pupu Taina/Rassemblement des Libéraux），與法國民主聯盟關系密切，主張與法國保持聯系。1977年5月，支持獨立的阿瑟·鐘創建了政黨——波利尼西亞同盟（Taatiraa Porinetia），不僅包括華人，還有波利尼西亞人加入。該政黨后來成為自由黨聯盟最強大的競爭對手，在1982年的議會選舉中，米歇爾·勞僅贏得1935票，而阿瑟·鐘贏得了2894票，成為華人社區的新政治領袖。之后，阿瑟·鐘的政黨與另一個反獨立陣營的政黨——共和黨/保衛共和聯盟（Tahoeraa Huiraatira/Rassemblement Populaire）結盟，后者是多數黨派，有許多華人加入其中。這種與多數黨派的聯合標志著華人在政治舞臺的崛起，推動了華人社區與其他社區的融合。1985年，共和黨領導人加斯東·弗羅斯（Gaston Flosse）在華裔議員讓-皮埃爾·香榭（Jean-Pierre Champs）創建的“波利尼西亞展望俱樂部”（Perspectives Polynesiennes club）一周年慶典上發表講話，盛贊華人的社會經濟活動奠定了法波地區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他還堅信華人將對法波地區的未來起到決定性作用。盡管如此，政黨形式的政治參與在達到頂峰后還是開始為華人個人加入自由政黨讓路。但是，無論采取何種形式，華人社區的政治融合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現在的華人社區已經成為一個受到政治行為體關注的社區。

六、結語

縱觀法波地區華人社會150多年的發展史，可以看到，華人移民經過漫長而艱苦的努力，逐步實現了與當地社會的融合。1964年中國與法國恢復外交關系，使法波地區華人的身份認同迎來了轉機。1973年可以說是這個融合過程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華人社會通過開展零售貿易，獲得了經濟地位的提升，但是卻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從1973年開始，他們將目光轉向政治舞臺，投身于維護地區和平的運動之中，逐步實現與當地人平等享有合法權利。進入21世紀，法波地區華人可以與波利尼西亞人和法國人平等競爭當地的公共服務職位，與當地社會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但同時，他們還通過統一的華人社團聯合會，堅持發展中文教育，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保持著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為法屬波利尼西亞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隨著中國國力增強，法波地區的華人與祖籍國的交流合作越來越廣泛。法波地區雖然地狹人稀，但華人在當地的經濟地位十分突出，而且他們還與南太平洋島國建立了貿易關系，商業活動十分活躍。法波地區華人社會的存在，不僅有利于促進中國在該地區的貿易與合作，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有助于中國與南太平洋地區的進一步合作共贏。

摘自：周萍萍、黃凱倫：《南太平洋地區華僑華人研究——以法屬波利尼西亞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