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步深化，中國人開始大量走出國門，形成了新的華僑華人群體。傳統習慣上將華僑華人的家鄉稱作僑鄉，并將其看作是鏈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梁，從而形成了多元的僑鄉研究范式。那么，何為“僑鄉”，“僑鄉”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當前的新興“僑鄉”？這一原初問題，迄今為止并未達成共識。最早的僑鄉學術研究見于社會學家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他認為，華僑社區是移民人數較多、歷史較長、遷民對家鄉有著顯著影響的區域社會，這一界定成為后來“僑鄉”定義的基礎。一般認為，海外移民、歸僑的數量與特征，移民在國外的歷史、與家鄉聯系及其對家鄉的影響作為界定“僑鄉”的基本條件。在不同類型的僑鄉研究中，各自關注的側重點和研究策略有所不同。傳統研究較為關注移民或華僑歸僑的特征、華僑與家鄉的經濟聯系及僑鄉的社區變遷，近年來有關研究開始關注僑鄉當代轉型、特征及其文化意涵。總之，僑鄉研究呈現為多元范式，但相關研究還是較多以中國東南、華南等有著較早出國傳統的僑鄉地區為對象，更多是對已成型的僑鄉特征及客觀事實進行探究，對新興僑鄉關注不夠，特別是對其形成過程及機制的研究鮮有涉及。

僑鄉不僅是具有一定外在特征的客觀實體，同時也是具有一定地方意義的社會建構產物。王敏等人從跨國宗族網絡的視角探究了僑鄉地方意義的建構，夏翠君探究了青田民居景觀的地方建構實踐，劉佳琪以青田縣城為例探究了僑鄉的地方營造。空間生產理論認為，空間不是一個自然的客觀實體，而是社會生產出來的，與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有關，即空間具有政治性，產生于特定政治經濟條件下一定目的的社會實踐，是一定政治經濟形態下社會關系的產物。“地方”概念則于20世紀70年代由段義孚等人文地理學者將其引入到空間的研究中，認為“地方”是強調人類的主觀情感經驗意義，地方是賦予一定文化意義的空間。地方建構理論則把空間被賦予意義的過程看作是空間變成地方的過程，即是一定社會建構的過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是被開放的，地方是世界的，與世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并處于不斷再建構的過程中，地方的獨特性正是全球與地方社會關系共同建構的結果。總之，空間是一定政治經濟條件下社會關系的產物，地方是被賦予一定文化社會意義的空間，政治經濟的空間生產與文化意義的地方營造并不矛盾，是一個共同的實踐過程。僑鄉作為中國海外移民與家鄉互動形成的特殊空間，實質上是一定的政治經濟力量與地方社會共同建構的產物。

綜上，本文從發生學的角度側重于僑鄉形成的社會過程，探究新時期僑鄉的營造。僑鄉研究以往涉及的案例多為具有“僑”傳統的中國東南、華南等地區，東北區域的涉及較少。本文選擇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一個東北新興僑鄉作為研究案例，通過分析其形成過程，探究當前鄉村振興背景下政府主導跨國流動人員參與家鄉建設進而以“僑”為要素進行地方營造的過程，從而更好地理解僑鄉所具有的客觀實在與社會建構的雙層屬性。

一、案例概況與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案例為吉林省S市下屬的法村。S市位于吉林的中北部，北部與黑龍江省接壤。法村距離S市中心約17公里，交通較為便利，有省級公路橫跨其中，每天有長短途客車途經，出行較為便捷。據當地一些老人介紹，法村除了幾個少數屯落有一些本地人，與東北其他地區村莊相似，都是以闖關東時期從山東、河北等地遷移來的人口為主。法村因到俄羅斯經商與打工人數較多而聞名，所謂的俄羅斯S市人絕大部分來自法村。

法村作為一個內陸省份的村莊，地理位置并不在邊境地區，歷史上沒有出國和移民傳統，傳統的宗族文化聯系作用也較弱。在這樣的孤島上，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大規模的跨國人口遷移？據被訪者L村長講：

我們這里原來非常窮，吃不上、穿不上，所以只要能吃上飯什么事都干。北陽屯那有一戶Z氏兄弟倆，為了生存最早是去邊境琿春偷挖人參，有一次誤入俄羅斯境內被邊防軍抓到了，但卻因禍得福發現到俄羅斯銷售中國商品有錢可賺。他們兄弟倆最先倒起貨來，先是他們屯的人跟著，后來整個村的人都知道消息了，去的人越來越多。

從訪談資料可知，法村村民離開家鄉出國的最初動因仍然是追求溫飽。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三農問題較為突出，為了解決基本生存問題，村民們必然會從家鄉之外尋找各種生存機會。同時，開路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正是早期法村的幾個村民最先發現到俄羅斯的淘金機會，回到村子后把消息傳遞給其他人。而在俄羅斯賺錢的各種“神話”式的淘金故事，其最大的功能就在于激起人們的想象，從而成為促進人們外出淘金的一個極大驅動因素；再加上鄉村積極人士的組織，法村到俄羅斯淘金的遷移鏈才逐步形成。這即是建立在親屬和同鄉等鄉土關系基礎上形成的移民網絡的作用。

村民外出淘金使得法村從一個貧困村轉變為富裕村。一方面，通過他們的外出務工和經商增加了收入，產生了一批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在出國淘金最熱的幾年中，資本積累達到上億元的有2戶、千萬元的有20戶、百萬元的有220戶；在國內大中城市購買商品樓的有350戶；購買高檔轎車100多輛。另一方面，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效益，全村共計1140戶。3604口人中，最多時有80%以上勞動力前往俄羅斯淘金。早期去往俄羅斯淘金的村民現在大部分已經返回國內，其中很多人在國內南方地區建立自己的產品生產車間，而他們的子女也跟隨其腳步踏上了俄羅斯的淘金之路。三十幾年的時間，已形成了兩代人，并完成了代際的更替，老一代人在國內提供貨源，年輕一代在俄羅斯進行銷售，形成了獨立的生產、運輸、銷售的跨國產業鏈。

本文采用實地調查、半結構訪談和文本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筆者2016年對S市進行初次調查，確定S市的法村為田野考察點，此后課題組又對其進行多次實地調查，重點觀察和跟蹤了法村北陽屯的營造過程。同時，我們還對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度訪談，前后訪談30人左右，主要訪談對象有政府干部、村長村書記、相關項目負責人、外出創業代表人物、村民、游客等，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此外，還搜集了當地村莊的文獻資料，特別是對網絡上與村莊相關的媒體宣傳資料進行整理，以補充實地調查資料的不足。

二、政府動員下移民的回流創業

法村前往俄羅斯的跨國移民鏈不斷持續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出國移民積累了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成為家鄉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資源。但法村類似于其他大部分東北鄉村，更多是由闖關東的中原人口及其后裔組成，其鄉村宗族及相關文化維系并不緊密，這與有著傳統宗族文化維系的沿海移民的“道義”約束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跨國移民離開家鄉后與鄉村的聯系逐步減弱，也沒有自發產生對家鄉的各種回饋行為。如法村最先出國的Z氏兄弟，資產曾達到上億元，但據當地被訪村民介紹：“Z家兄弟倆沒有給家鄉投入過一分錢，他們把賺到的錢拿去賭，也不給家鄉做公益，現在他們已經破產了，不知下落了。”Z氏兄弟是一個極端例子。但法村大部分出國村民在俄羅斯賺錢后，一般回到國內會在家鄉臨近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購買住房作為定居點，較少回到鄉村老家，僅僅通過翻蓋老房、購買高檔轎車等炫耀性消費行為向家鄉人展示其所獲得的成功，滿足其社會地位補償心理。這種炫耀性消費行為在初期對其他村民會起到一定“示范”作用，帶動更多人出國并改變了家鄉面貌，但他們很難與家鄉保持持續的聯系，村莊難免出現“老齡化”與“空心化”趨勢。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國家開始出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策略轉變，并先后提出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等戰略，特別是2017年政府提出“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農村發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此同時，全國興起了以地方特色旅游帶動經濟發展的“美麗鄉村”和“特色小鎮”建設熱潮，各地積極挖掘鄉村的地方特色資源和文化，發展鄉村旅游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進而開展以促進農村全方面發展和鄉村振興為目的的社區營造活動。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法村所在地方政府逐漸認識到相關移民資源在鄉村建設中的重要性，進而采取多種方式動員出國移民返鄉創業。

首先，政府通過非正式方式建立與出國移民的聯系，維系移民對家鄉的情感與認同。如前所述，法村并沒有傳統宗族及相應文化的道義約束，出國移民與家鄉缺少文化與情感的維系，因此，如何建立其與家鄉的維系方式成為首要問題。法村所在地方政府相關領導直接前往莫斯科進行實地考察，與在國外經商和務工的法村人舉行見面會，深入第一線了解他們的狀況并建立直接聯系，進而又在莫斯科成立了同鄉會，建立微信群，將家鄉的建設和發展信息傳遞給他們，通過這種非正式方式重新把海外法村人維系在一起。從俄羅斯返鄉剛剛擔任村委書記的ZJD回憶當時情景：

“當時我們的市委領導到莫斯科出訪，我負責接待的，他專門到我們經商的市場進行考察，覺得中國東北農民在俄羅斯首都立足，非常不容易，應該樹立一個典型，就把我們在莫斯科的法村人召集到一起，建立微信群，把家鄉當前狀況告訴我們，希望我們能回去建設家鄉。”

在建立聯系的基礎上，法村地方政府主要領導還專門邀請出國創業回國代表舉行座談會，鼓勵和支持他們繼續創業，并介紹家鄉投資項目和政策，動員出國人員積極參與并幫助宣傳引資促進家鄉振興。

其次，政府通過成立農民自發組織的方式吸引移民回國參與家鄉建設。近年來，法村所在政府提出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并積極利用農民自發組織吸引出國人員加入進來。在法村的北陽屯成立了生態農業旅游開發有限公司，專門負責旅游相關項目的開發和建設。政府主導并引入市場化手段，相關公司主要負責鄉村旅游的配套設施開發，并在前期進行了大幅度投入。同時由出國人員返鄉創業代表WZQ牽頭成立了北陽富民農業合作社，并被任命為社長，合作社以集中農民力量進行鄉村建設和旅游開發作為主要目的，村民的資金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同時年底也要進行分紅。據合作社社長WZQ介紹：“144戶加入了合作社，一家2萬塊錢都是自愿出資，總資金將近300萬，當然大部分都是出國創業家庭，拿出這點錢不算什么，大家是比較踴躍的。”

再次，通過給予出國人員不同方面的優惠與扶持政策動員其返鄉創業。當地政府把法村作為新農村建設和振興的典型，特別鼓勵出國人員回鄉創業或投資家鄉，在投資、生產及稅收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并積極進行宣傳。如筆者在法村調查時訪談的LDQ，他是較早出國的一批人，現在年齡大了回到老家，孩子留守莫斯科。在政府積極動員下他在家鄉投資了一個葡萄園，他也成為返鄉投資創業的典型人物并得到了廣泛宣傳，他說：“我的葡萄園暫時不用交稅，政府給優惠，還幫著做廣告，把一些旅游的人也帶到葡萄園，我還上了我們地方電視臺。”此外，政府還通過給予回饋家鄉的人員相應職位稱號扶持其創業。如原舒蘭市勞務輸出協會會長LVX：“我是最早到俄羅斯淘金的人之一，自己賺錢后就帶著村里更多的人出去，我就幫他們辦護照，后來就專門做出國勞務護照，村里人也信得過我，但是沒有名號，很多人認為我是非法的，甚至我們這的派出所也找過我。這時政府成立了市勞務輸出協會，就給了我一個名號，讓我做協會會長。”正是政府給予了LVX相應的職位和認可他才能持續地回饋家鄉。

總之，在政府的動員下不僅增強了出國移民與家鄉的聯系，同時也使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參與到當前中國所進行的鄉村振興和建設浪潮之中，成為家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素。2017年，法村所在政府選擇早期出國人數占比最高的北陽屯作為試點，開始進行以俄羅斯元素為基礎的特色鄉村小鎮建設和旅游開發，出國人員得到消息后紛紛返回家鄉進行創業。大部分回國人員主要從事鄉村旅游及餐飲等行業，并以家庭創業為主，但并未與國外脫離聯系，進行兩棲創業。此外，還有少數精英人物被任命為村官或村委會人員，但其家庭成員也仍然從事相關創業。（見表1）

三、“俄式”鄉村小鎮的地方營造實踐

地方營造（place-making）有時也翻譯成地方建構，與“地方”研究緊密相關。西方的地方營造實踐最早可溯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學者雅各布斯挑戰當時美國追求經濟效益的單一城市改造和規劃方法，提出城市營造應以人為本，要營造出適合人居住的地域自然文化環境。因此，早期地方營造更多表現為自下而上的針對城市過于商業化和資本化的社會運動，隨之政府和城市開發商也逐漸認識到經濟和文化并不矛盾，故而在城市建設和規劃中引入了人文要素，地方營造逐步成為空間設計和規劃的重要理念。同時，地方營造也成為人文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地方性建構的重要內容。一般認為，地方營造或建構的核心在于空間逐漸“人化”和“主觀化”的過程，人們不斷地將空間賦予一定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使空間逐漸成為了地方。因此，地方營造是一個實踐過程，空間形成及地方轉變即是多種社會力量建構的過程。

中國的地方營造因發展旅游而興起，即與“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經濟發展策略緊密結合。近十年來，中國在城鄉建設發展過程中愈加重視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地方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地方營造的理念不但在中國新一輪的城市發展和建設過程中得到廣泛的實踐與推廣，也逐漸被運用到由政府帶動的方興未艾的中國鄉村建設中去。全國興起了以地方特色旅游帶動經濟發展的“美麗鄉村”和“特色小鎮”建設熱潮，各地積極挖掘鄉村的地方特色資源和文化，發展鄉村旅游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

在上述背景下，法村所在縣市政府積極挖掘村莊特色資源。基于法村人以到俄羅斯淘金而聞名，在不斷地動員相關人員返鄉參與家鄉建設的基礎上，政府也開始集中籌劃利用相關要素打造鄉村景觀進行旅游開發。市級及相關部門領導多次到國內鄉村旅游發展較好的地區進行考察，并通過召開出國人員座談會征求意見，經過討論和論證最終以法村北陽屯作為試點開始進行以俄羅斯要素為基礎的特色鄉村小鎮建設和旅游開發。在政府主導下，地方各種力量積極參與，共同構建了一個俄式風情的鄉村小鎮。

（一）政府主導的俄式鄉村景觀營造

政府成為地方營造的主導力量，并以他們對當地特色的理解和構想進行整體規劃。首要的即是進行鄉村景觀設計。地方政府對于法村地方性的理解和構建，就是要充分體現村民移民俄羅斯的海外特色，充分挖掘和展示不同于本土的異域文化。雖然隨著出國人員的增多，北陽屯的房屋也不斷被翻新，村容村貌發生了較大變化，但仍然存在著規劃不統一、特色不鮮明等問題。政府主要領導多次到實地進行考察，他們看到出國返鄉村民WZQ最先蓋起的俄式建筑及別墅，提出與這些建筑相配套首先要進行整體村莊景觀的營造。景觀是具有一定象征性意義的文化符號，是一種象征資本。主要領導在相關會議和實地考察中多次提及鄉村景觀建設要始終突出俄羅斯風情，全方面增加俄羅斯要素，在房屋建筑特別是旅游民宿打造方面也要內外兼修，充分體現俄羅斯特色，甚至認為以往旅游開發不成功的原因即在于不能全面體現俄羅斯特色。2018年初，政府首先投入了800萬元資金進行村莊俄式景觀整體規劃。在入村的馬路兩側擺放了具有俄羅斯特色的大型套娃，并在村口建設了具有俄羅斯東正教特色的鐘樓。同時，政治與權威對空間的生產和再造進行一定的控制。S市文旅局與當地的專家共同策劃了打造“吉林俄式小鎮”的目標，相關人員將自己置身于游客角度，運用經驗和專業知識，分別從室內俄式風格裝飾、餐廳陳設、住宿設施等方面進行全面規劃和指導，著力在依托現有俄羅斯特色及與優越生態環境有機融合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特色旅游小鎮的體驗舒適度，促進俄式基礎設施的完善，營造整體俄式氛圍。同時，利用東北冬季自然氣候條件，打造以俄式特色為主的冰燈冰雪等項目，并認為這與人們對俄羅斯的寒冷印象相符，更能吸引南方游客。總之，政府著力打造的地方特色是要以海外他者作為參照和標志，通過顯著的景觀標志將北陽屯的“俄”式特征凸顯出來。

農民自發組織的富民農業合作社也是“俄式”鄉村景觀營造的重要力量。合作社可以集中發揮農民資金和智慧的力量，有利于村莊整體景觀的規劃和營造。合作社成立以來通過農民集資修建了休閑娛樂廣場、綠化景觀及每家每戶的院落柵欄，并投資建立了供游客休閑娛樂的水上樂園及真人CS素質拓展訓練中心。同時，按照俄式鄉村小鎮規劃要求，在村頭建立了俄羅斯特色的游樂公園，命名為伏爾加莊園。此外，修建了俄羅斯風味的餐廳，由從俄羅斯留學回來的合作社社長WZQ的侄子擔任經理，他還利用自己在俄羅斯的關系聘請了俄羅斯廚師，把真正的俄羅斯風味移植過來。

“這些建筑和休閑娛樂是在政府的要求下我們農業合作社投資的，我們這些去過俄羅斯的人對這些都很熟悉，也認識很多俄羅斯朋友，請他們來把俄羅斯情調的東西弄過來，沒去過的人來到這里也能感受到異國風情……伏爾加莊園是我們幾個帶頭的自己想出來的，是仿照哈爾濱著名的旅游景點命名的，當然沒法和他們相比，我們認為起這個名字中國人比較熟悉，更能吸引游客。”

正是利用他們在海外積累的社會和文化資源，并進行集體的構思和想象，鄉村的俄式景觀和風情逐漸被建構起來。此外，以歐式為主的別墅和民宿也以家庭和個人為單位被建設和營造。在政府還未提出相應規劃前，一些歸國返鄉人員已經開始建設歐式風格的房屋，這些住房更多還是以自家居住為主。隨著當地政府將北陽規劃為以俄羅斯文化要素為主的旅游村落，消息靈通的村民最先行動起來，在原有住址上翻新或修建，并不斷有人從俄羅斯返鄉籌劃民宿建設。據從俄羅斯返回的別墅建造者LJW統計：“修建或籌劃修建別墅的得有20戶之多，估計還得增加，大體都是歐式二層建筑，一棟別墅造價都在100萬以上，有的甚至要達到200萬。”筆者進行實地調查時，這些歐式別墅外貌大體都已完成，正在進行內部裝修。內部裝修也要體現俄式特色，如擺設一些俄羅斯裝飾，餐廳設置成俄羅斯樣式。俄式的異國風情在這樣的景觀和裝飾中能得到更好的體現。如在門捷列夫賓館的門前排列著元素周期表，據其老板講述：“最初時我們并沒有這樣設計，也沒有起這個名字，后來市委書記到我們家考察，特意給起了這個名字，門口的周期表也是政府出錢建的。一開始沒準備蓋這么大，市委書記特意囑托以后可以做民宿。但里面的設計和外圍設計都是自己琢磨的，找的設計師根本也不行，都是我們自己在俄羅斯去當地人別墅看完之后自己回來設計的，當然不可能是那么純正的俄羅斯建筑，都是我們自己想的。”懷特指出，地方是人類主觀意義的建構產物。房屋主人在不同時空中的各種生活經歷也參與房子的意義建構。回國的村民們將自己在國外的記憶和認知運用起來，充分發揮自己的想象將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獨具特色。這些民宿建筑是他們依靠一定的海外經濟積累建造的，也能體現他們在海外生活經歷的印象。地方也正是人的生活世界的主觀意義載體。別墅主要功能是以民宿為主，并以俄式的名字命名，如喀秋莎民宿、伏爾加民宿、希爾頓莊園、普希金莊園、門捷列夫賓館等。

（二）涉“僑”話語下的地方認同建構

北陽屯被營造成一個具有俄式特征的鄉村小鎮，而“僑”特征的建構，還需要利用一定的話語方式進行正當化。語言為客觀化的社會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邏輯，正當性建立在語言之上，并以語言為主要媒介，因此話語建構是外在世界正當化合理化的主要方式。“僑”及“僑鄉”不僅是一種知識話語，也是官方話語。當地政府是“僑”話語建構的主導力量，并將北陽屯定位為“北國僑鄉”，提出了“北國僑鄉、風情北陽”，“北國僑鄉、俄式冰韻小鎮”等文化旅游宣傳話語，并在村口顯著位置標示。官方認為：“南方僑鄉很發達，北方不是沒有僑鄉，而是我們的意識比較差，不知道如何去宣傳，所以我們就想通過這樣的定位來宣傳我們的北方僑鄉，讓全國各地的人都來了解我們北方僑鄉的特點。”相關宣傳以政府統戰部門為主導，旅游投資發展公司也介入進來，借鑒南方地區相關經驗進行進一步宣傳。同時也利用現代網絡方式將北陽屯的“僑”及相關話語不斷擴散，北陽屯異域文化的“僑”認知不斷得以建構和闡釋。

地方認同指個人或群體與地方經歷了認知和情感多種復雜的互動從而實現了社會化的過程，即自身逐漸認同為地方的一份子，將地方內化為自我的一部分的過程。地方是賦予一定主觀意義的社會建構產物，具有一種新的意義的地方形成后又會影響和形塑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成為人們主觀一部分，地方認同形成并不斷強化。北陽屯最初即是一個幾百人組成的自然屯，在當地人的認知中，這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北方村莊。當官方最初將其定位為“北國僑鄉”時，筆者在訪談時并沒有感覺回流移民對此表現出興趣和認可，甚至認為：“僑鄉是政府提出來的，我們移居俄羅斯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只是去賺錢，并不是華僑。”還有人在網絡上質疑：“一個幾百人的小屯子，出國幾十個打工做買賣的，娶回來幾個外國媳婦，就稱之為“北國僑鄉”？這玩笑開的是不是有點大了。”這仍然是一種傳統的對“僑”的理解。但隨著家鄉的俄式特征愈加明顯，很多出國人員開始主動地以“北國僑鄉”的稱號將家鄉的景觀風情在個人微信朋友圈散播，通過網絡及口口相傳的方式逐漸改變對家鄉的認知。很多在俄經商打工者也產生回鄉投資甚至定居的想法：“我們老家現在建成僑鄉了，跟俄羅斯似的，非常漂亮，以后回去建個房養老吧！”大部分人把家鄉作為未來居住的理想地，特別是很多年輕人每年都回到家鄉把其作為短暫的休閑度假地。新的具有僑鄉意涵的北陽屯改變了移民對家鄉的認知，增強了其地方認同感，同時這種俄式異域風情的“僑”特征也吸引了越來越多外界力量的注意和認同。

政府通過舉辦地方性節慶活動建構地方認同。節慶的儀式活動會將記憶與地方結合起來，不同主體在參與活動過程中完成對特定地方意義的認同。在北陽屯俄式鄉村景觀的基礎上，政府全面引入俄羅斯特色文化節日，與旅游相結合舉辦了一些節慶活動。2018年，在北陽屯舉辦了“俄式”風情美食啤酒節，進行俄羅斯風情表演，品嘗俄羅斯飲食和啤酒，吸引了數千名游客。初步的成功吸引了更多在俄的北陽人返鄉創業，也增強了政府營造僑鄉的信心。2019年，政府決定利用北方冬季的冰雪特色，與原有法村的特色旅游相結合，打造北陽“冰上樂園”，并舉辦了盛大的開幕儀式。各旅游項目的上新和節慶活動的舉辦都有當地官方媒體的追蹤報道，報道一方面具有旅游宣傳功能，但最重要的是突出僑鄉的地方特色，促使各類活動參與人員增強了對當地“僑”的認同感。

總之，在政府主導下多種力量共同營造了一個俄式異域風情的鄉村小鎮。俄式風情小鎮在2018年進行了試營業，僅一個暑期就吸引了數千名游客，盈利達到了上百萬。2019年冬季也吸引了更多年輕人和南方人來到北陽屯體驗北方僑鄉的冰雪文化。同時，也需看到政府主導的僑鄉營造也存在一些問題，特別是政策及相關人員的變動對僑鄉發展影響較大。北陽屯前期游樂場開發占用了農業用地，違反了國家耕地紅線政策，只能拆除占用耕地的游樂設施，政府前期及其合作的公司投入無法收回；合作社集體投入的真人射擊營地和“俄式移動旅游屋”也沒有得到真正應用，被大量遺棄到村邊廢棄場地；合作社賬目未公開，由于疫情原因也沒有按期分紅，一些村民對社長產生了不滿，引發了矛盾，合作社也名存實亡。對于疫情后相關政府領導的更替導致相關建設項目是否能夠持續，返鄉創業人員也產生了更大的疑慮，很多人又開始把創業重心重新轉移到俄羅斯，這也是政府主導下返鄉創業移民積極主動性不高的必然結果。疫情后的僑鄉如何持續發展也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新任政府領導一方面積極利用移民原有的資本和特色，同時開始尋找一些鄉村旅游新的開發點，如種植一些中草藥，春夏季可以進行游覽，修建村莊后的小山棧道，游客可以進行爬山游玩等。總體來說，鄉村在外在景觀上“僑”的特征已經成型，與其他鄉屯有了明顯區別。在地方營造過程中，跨國移民增強了與家鄉的經濟社會聯系，對家鄉的認同感也得以提升，不斷改變了內部和外部對家鄉的認知，“僑”的地方感知逐步得到認同。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當前僑鄉研究較少涉及的東北新興僑鄉為案例，探究了僑鄉形成的社會過程，即政府主導跨國移民回流創業進而進行僑鄉營造的過程。在當前國家實施鄉村振興等農村發展戰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過多種方式積極動員跨國移民返鄉進行鄉村建設，并以發展文化經濟為目標主導地方社會力量營造了一個以異域景觀和風情為主的鄉村特色小鎮，逐漸形成“僑”的地方感知及認同，進而構建了一個東北新興僑鄉。本文最后總結本案例所代表的僑鄉特征與類型，并探討其所具有的一般性意義。

首先，僑鄉研究以往涉及較多的是有“僑”傳統的中國東南、華南等地區，本文以東北一個新興僑鄉為案例，可以拓展僑鄉研究的類型。東南、華南等傳統僑鄉地區一般都深受中國宗族文化的影響，落葉歸根、衣錦還鄉等觀念較為盛行，無論是老華僑還是新移民都與家鄉社會保持著緊密聯系；同時，他們出國后往往自發地對家鄉進行投資同時進行一些公益活動。這種類型的僑鄉往往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僑鄉建設主要以華僑及移民群體為主導。東北大部分地區更多是由外來移民組成，與家鄉缺少文化維系紐帶，出國離鄉后很難自發形成對家鄉的回饋與認同，因此他們與家鄉的聯系更多依賴政府動員和引導。同時，東北由于國有集體企業占比大、市場經濟改革不徹底，對政府的依賴性仍然較強，這在僑鄉建設中突出表現為政府的主導作用更加明顯，移民回鄉投資更多依靠政府的政策引導，政府相關人員與政策變更對移民參與家鄉建設的積極性影響較大。這類新興僑鄉區別于傳統自發型僑鄉，屬于“政府主導型”，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因此，本文案例在某種程度上拓展了僑鄉研究類型，可以作為“僑”傳統與特征較弱、需要政府引導提升的一類僑鄉的代表。

其次，本文研究案例為改革開放后產生的新僑鄉，是在當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鼓勵出國人員返鄉創業背景下形成的，因此也蘊含著當代僑鄉的共同特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僑鄉不僅具有一定客觀特征，還具有一定社會建構性，是一定政治經濟環境下地方社會建構的產物。作為新興僑鄉，其形成與中國近幾十年的政治經濟變化緊密相關。改革開放后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層面的動員極大地促進了華僑華人投資回饋家鄉。當前，在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具有政治經濟性質的動員方式將跨國流動人員納入家鄉建設力量之中，成為其家鄉經濟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同時，在文化經濟和發展鄉村旅游的目標下，政府利用相關資源主導地方社會力量進行特色區域的地方營造，并不斷賦予地方“僑”的意義，“僑”的地方認同感不斷得以提升。

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流動成為常態，移民在兩國之間不斷進行跨國流動成為主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傳統的歸僑等群體也不再成為界定僑鄉的絕對條件，“僑”的含義也不斷發生變化。因此，“僑鄉不再”、“僑鄉衰落”實質上仍是傳統意義上對“僑”的判斷。當前新興僑鄉的文化景觀符號特征是官方主導與跨國移民共同建構的產物，地方政府、外界媒體和學術機構通過話語和知識不斷建構當地“僑鄉”新的地方意義，“僑”的地方認同感不斷得以重構和強化。因此，如何構建對這種新型僑鄉的認同，或應成為僑鄉能否延續及僑鄉研究范式的新問題。

最后，隨著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構建政府主導下以發展文化旅游為目標的新型僑鄉具有重要意義。僑鄉不僅是移民的家鄉，同時也是海外與國內鏈接的橋梁與紐帶。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僑鄉可以作為打造國際國內雙循環的交匯點。一方面，政府主導以發展文化旅游為目標的僑鄉建設，吸引移民回國創業，引入資金、技術和異域文化，將國外資源帶入國內促進僑鄉發展，有利于暢通“外內”循環；另一方面，僑鄉不斷發展建設可以為移民提供更多國內資源，可以更好地將中國產品和勞務輸出到國外，內部資源促進其外部發展，有利于暢通“內外”循環。因此，當前新型僑鄉建設正符合“以僑為橋的暢通內外資源雙循環”的政策目標。同時也應看到，在政府主導僑鄉建設的同時，還應注重培養地方多元主體參與能力，提高其話語權利，避免僑鄉過于符號化，從而推動僑鄉的持續穩定發展，更好實現內外資源的循環暢通。

摘自：于濤、陳虹怡：《鄉村振興背景下新興僑鄉的營造——基于東北僑鄉的個案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